古代房中术

　　1．未婚者私结情好

　　从总的看来，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媒妁婚，要遵从父母之命。但是，未婚男女私结情好的事较多，这表现出唐代人对爱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胆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，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向往。

　　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，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、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。“娼家越水边，摇艇入江烟，既觅同心侣，复采同心莲。”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，东边日头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”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。她们长年在外劳动，与男性交往较多，礼教观念淡薄，感情自然纯朴奔放，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。

　　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，这类事也不少，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。例如，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，并乘机欢合，晁母得知，叹曰：“才子佳人，自应有此。”于是为他们完婚。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，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，私奔琅琊，住在旅舍中。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、自由结合的故事。后世广为流传的《西厢记》出自唐代的《莺莺传》，莺莺和张生私通，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是莺莺另嫁，张生另娶，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。从《莺莺传》中还可以看出，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，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，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。由此可见，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，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。遍览唐人传奇、笔记，闺阁少女或女仙、女鬼“自荐枕席”的事俯拾皆是，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。

　　当然，也决不能认为唐人都提倡婚前性行为，只是对此看法不苛而已。有些文人、学者对婚前“失贞”还是有所谴责、有所劝诫的。例如诗人李商隐曾批评当时的世风说：“女笄上车，夫人不保其贞污”，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处女。白居易还有《井底引银篇》的长诗专写小家女“淫奔”的事：

　　妾弄青梅凭短墙，君骑白马傍垂杨，

　　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

　　……暗合双鬟逐君去。

　　到君家舍五六年，君家大人频有言，

　　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苹蘩。

　　终知君家不可住，其奈出门无去处，

　　岂无父母在高堂，亦有亲情满故乡，

　　潜来更不通消息，今日悲羞归不得。

　　为君一日恩，误妾百年身。

　　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。

　　李商隐的诗是对世风不满，白居易的诗是为了警诫世人，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到，当时私合、私奔的事是不少的。

　　至于当时男女爱情的基础，当然不可能像现代那样要求志同道合，而还是脱离不了“郎才女貌”的模式。女子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风流才子，男子爱慕的对象往往是绝代佳人。“我悦子容艳，子倾我文章”，“小娘子爱才，鄙夫重色”这就是典型的唐代男女的恋爱观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2．已婚者另有情人

　　在唐代，不仅婚前性行为发生较多，而且婚外性行为也发生较多，不仅如第一节所述的宫廷生活如此，而且民间也是如此。

　　例如，贞元中，文士李章武寄宿于华州一市民家，与房主的儿媳相爱交欢并且生死不渝。贵族姬妾达奚盈盈私藏少年男子于房中，官府寻人，她便教给情人告诉官府此处人物、食品等情况如何，使唐玄宗误以为是藏在虢国夫人之家。后来，玄宗戏问此事，虢国夫人并不否认，只是大笑而已。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，一少年入门而言：浮生如寄，年少几何，岂如偷顷刻之欢。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。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，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，便说：我若得此夫，死亦无恨。军官说：暂为夫可乎？赵氏说：暂为夫亦怀君恩。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。

　　以上都是唐人笔记中的故事，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生活。在唐人笔下，不仅前代后妃、美人、西子、王平等纷纷化鬼作仙与今人同衾共枕，就连织女也丢下牛郎，夜夜到人间与情人私会。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，织女却说：关他何事？况且河汉隔绝，他也不会知道，就是知道了，也不用担忧。这些事虽属子虚，但都反映出唐人的一种性开放观念，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，反而当作风流韵事。

　　当时的社会风气，对妻子的贞节要求不那么严格，对婢妾就更无所谓了。当然，如果婢妾与人私通，主人发现后也会大发雷霆，严格惩罚，但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尊严被侵犯了，而婢妾的贞操还是次要的。如《隋唐佳话》中载一隋时的故事说：

　　李德林为内史令，与杨素共执隋政。素功臣豪侈，后房妇女，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药夜入妻室，则其宠妾所召也。素俱执于庭，将斩之。百药年未二十，仪神隽秀，素意惜之，曰：“闻汝善为文，可作诗自叙，称吾意当免汝死。”后解缚授以纸笔，立就，素览之欣然，以妾与之，并资从数十万。

　　这似乎是一段怜才惜才的佳话，不过，如果诱其宠妾者不是与杨素共执隋政的李德林之子，也许早就人头落地了。诱其宠妾触犯了杨素的尊严，不得不斩，但又以令百药“作诗自叙”的办法“下台阶”，并获美名，这还是聪明之举。婢妾自然也要为主人守贞，这只不过是对私有财物独享使用权、保护权的意思，而作为“物”，终究是可以给人的。可见，对婢妾们的贞操也并不那么重视。#p#副标题#e#

　　3．离婚与再嫁不难

　　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，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、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。唐朝仍是封建社会、男权社会，在婚姻问题（结婚与离婚问题）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。唐律中也有“七出”和“三不去”的规定（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），尽管有一定限制，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，出妻的事很多。例如，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。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，其妻喝斥奴婢，母亲听了不高兴，李就休弃了妻子。

　　白居易的判文中也记载了不少出妻之案：有因为父母不爱而出妻的，有因三年无子而出妻的，有因妻子在婆婆而前喝斥狗而出妻的，也有因为妻子织布不合样式而出妻的。当然，最常见的还是男子喜新厌旧、富贵而易妻这种封建王朝普遍具有的现象。例如许敬宗在拥立武则天为后时就说过：“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，尚欲换旧妇”这样的话。

　　以上都是男权社会的普遍现象。可是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，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。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，便自请离婚，奉养老父。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，妻子不耐贫苦，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。杨志坚以诗送之曰：“平生志业在琴诗，头上如今有二丝。渔父尚知溪谷暗，山妻不信出身迟。荆钗任意撩新鬓，鸾镜从此画别眉。今日便同行路客，相逢即是下山时。”

　　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，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，云：杨志坚素为儒学，遍览‘九经’，篇咏之间，风骚可摭。愚妻睹其未遇，遂有离心。王欢之廪既虚，岂遵黄卷；朱叟之妻必去，宁见锦衣。污辱乡间，败伤风俗，若无褒贬，侥倖甚多。

　　最后，虽然判决离婚，任其改嫁，但责杖刑二十；同时对杨志坚“赠布绢各二十匹，米二十石，便署随军”。据说，由于颜真卿这一判，风俗大正，此地再无弃夫之人。可见，当时期夫之事原本不少。

　　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，由于战乱离散，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。后来她找到了亲属，便对丈夫说：“丧乱之中，女弱不能自济，幸蒙提挈，以至如此。失身之事，非不幸也。人各有偶，难为偕老，请自此辞。”全不把“贞节”、失身当一回事。

　　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，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，不受社会舆论谴责。据《新唐书·公主传》载，整个唐代，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：计有高祖女四，太宗女六，中宗女二，睿宗女二，元宗女八，肃宗女一。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。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。

　　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，而且存在于官僚、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。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。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。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，后来王犯罪，严还救了他。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，主动投奔王缙，王纳为妻室。就是一代大儒韩愈，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，离婚后又嫁樊仲懿，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。

　　历史上这方面的记载颇多，例如《西阳杂俎》云：……忽闻船上哭泣声，皓潜窥之，见一少妇，缟素甚美，与简老相慰，其夕简老忽至皓处，问君婚未，某有表妹嫁于某甲，甲卒无子，今无所归，可事君子，皓拜谢之，即夕其表妹归皓。

　　这样以极简单的手续，使旷夫怨女两得其所，这实在是一件好事、美事。

　　在那个时代，有些夫妻矛盾解决的方法似乎也比较文明。唐代有个叫南楚材的文人，旅游外地，准备另觅新欢，找了个借口说不能再回家了。妻子薛媛善于诗画，她了解丈夫的感情变化与企图，就对镜绘下自己的容貌，又写了一首委婉缠绵的诗寄给南楚材。诗云：

　　欲下丹青笔，先拮宝镜寒。

　　已经颜索寞，渐觉鬓凋残。

　　泪眼描将易，愁肠写出难。

　　恐君浑忘却，时展画图看。

　　南楚材看后，非常惭愧，就返回家中，矢志和薛白头偕老。薛媛对丈夫的变心，没有一味指责与詈骂，而是用夫妻之情来感化他，教育启发他，这是比较理智、策略与文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