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房中术

　　汉、唐、明，是中国封建朝代的三大鼎盛时期。但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，这三个朝代在男女性关系上，就不值得炫耀，用今天流行语来讲是烂一姓、脏一朝、乱一片，其毒负作用很大。不过，在法律方面，这几个朝代对男女关系的定义是相当严格的，特别是家庭、家族内部的性关系、伦理关系十分有讲究，对违反孝道和女性意愿、不合伦理的性行为，处罚很重，却又是十分值得称道的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，很早就有和奸罪、居丧奸罪一说，到了唐代出现了“强奸”、“轮奸”罪名。其“犯罪行为”的轻重，依尊卑、亲等来区别。曾任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、著名法学家杨鸿烈有过考证，对家族内的违反女性意志的性行为，“脏唐”的处罚就极为严厉。如，诸翁欺奸男妇，诸男欺奸义男妇，居父母丧而欺奸父妾，主欺奸奴(已许嫁良人为妻)，均视情节轻重、亲等处以杖、笞，直至处死。对后果严重者加重处刑，如强奸未成者处以杖刑，后果严重(折伤者、强奸者)则处以绞刑。三男强奸一妇为轮奸，皆处死。

　　中国古代处罚“强奸犯”的三种方式之杖刑。

　　中国古代处罚“强奸犯”的三种方式之笞刑。

　　中国古代处罚“强奸犯”的三种方式之绞刑。

　　在唐确立了“强奸罪”，并施以严厉制裁后，这方面的律例就更详细了：

　　后周：夫之妇被人强奸，男犯杀，妇人不坐。

　　元朝：强奸有夫之妇者，死;无夫者，杖一百七;强奸十岁以上女者，杖一百七。在保护女性免受性侵害的进程上，有了“强奸幼女罪”。规定：强奸幼女者处死，虽和同强，女不坐。“幼女”的标准是“止十岁以下”。另，诸与奸妇同谋药死其妻者皆处死。

　　明朝：凡豪势之人，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，绞。“幼女”的年龄标准提搞两岁，定在十二岁。另，夫殴妻致死者，绞。以下情况别论，夫有殴骂妻妾，致妻妾自尽身死者勿论;夫殴妻，非斫伤(用刀斧砍)勿论。

　　清朝：处罚在违反意愿的背景下的单方强行性行为，制裁也不含糊，沿用明律。但“夫殴死有罪妻妾不为罪”一条也被继承，对妻因与夫口角而妻自缢，如无伤痕，不予追究。

　　另外，中国古代律例还对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在“族礼”和社会地位上给予保护。规定：强奸妻前夫女已成，并杖一百七，妻离之;男妇受翁欺奸，男妇归宗;父妾受欺奸，妇人归宗。

　　如果对照上面的律例，刘邦、刘盈、李世民、李治、李隆基、朱元璋、朱厚照、朱见深等诸多帝王的婚姻行为、性行为，有失人伦是自然的，还都是严重的“犯罪行为”。但是，一方面帝王们自己随心所欲，宫廷内部乱伦乱交乱来，极尽所能，弄出舅娶甥女、哥霸弟媳、子宠父妾、父夺子爱、横抢人妻的一幕幕失范閙剧;另一方面则强力规范民间的性行为，要求臣民恪守封建礼教，在性行为不得越雷池。

　　实际上，翻开历史书，中国封建帝王的的性行为，都是脏、乱、差。不只汉、唐、明三朝，统治过中原的外族莫不如此。金海陵王完颜亮就是一个与隋炀帝杨广不相上下的淫君，阿里虎是他昭妃，他连阿里虎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重节也不放过，淫了母女俩。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喜欢群交，集体于宫中淫乱;还找来西域僧人，学房中术“演揲儿”，又通过妹婿演练“双修法”，召民家良女“实习”。清帝也不能善其身，同治皇帝载淳在北京逛窖子,染“花柳病”而死;慈禧太后是与吕雉、武则天一样权力欲、性欲俱强的女人，有一次还逼儿媳妇与她一起听淫戏;传说慈禧面首有两三个，一姓白的面首竟致慈禧怀孕;慈禧还将一姓史的饭馆伙计留宿后宫“昼夜宣淫”;为了排解欲火，长期与太监安德海、李莲英乱搞。

　　甚至连短命小王朝也不会错过纵欲的机会。如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不论尊卑亲疏，只要喜欢都要“幸”一下，其叔父刘义宣有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刘骏全封为嫔妃，都给“幸”了，而且性交时不避母亲路惠男，就当着路太后的面纵欲;更糟糕的是，刘骏把路惠男也给强奸了。《宋书·后妃列传》记载，“上(刘骏)于闺房之内，礼敬甚寡，有所御幸，或留太后房内，故民间喧然，咸有丑声。官掖事秘，莫能辨也。”刘骏强奸亲生母亲，废帝刘子业，则淫亲姐。刘子业青睐姐姐山阴公主楚玉的美色，同食同宿，颠鸾倒凤。

　　如此脏烂，这般丑陋，在今天看来是禽兽所为之事，在封建时代的帝王宫廷中却时时可见，朝朝不绝。这原因在哪?大概就是所谓，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民间点灯”吧。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帝王享有特权——与任何女子性交的特权，法律对帝王、当权者是不起作用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