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房中术

　　杨贵妃

　　杨贵妃的故事比其他几位美人显得更加荡气回肠。按照“红颜祸水”的惯性思想，人们更乐意认为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沉溺导致了“安史之乱”和大唐中衰。其实，造成“安史之乱”的，不是人的问题，而是制度的问题。从隋代中期开始，“兵农合一”的府兵制逐渐瓦解，对兵源的需要使得唐王朝开始实行“募兵制”，即招募临时雇佣军以充兵源。募兵制的好处是暂时保证了兵源，但坏处是无法保证军人的忠诚。如果说“兵农合一”的府兵制中，亦兵亦农的身份使得士兵守土有责，寸土必争，那么募兵制中的兵丁仅仅是为了糊口，一旦有更大的利益，便饱即扬去，有奶即娘。而安禄山、史思明恰恰就是凭借募兵制混入大唐军队中的粟特族流氓，因为有了对契丹、奚族的军功而步步高升。作为边陲藩镇的安禄山、史思明，在做大做强之后，唐王朝赍盗以粮的蛮族雇佣兵便成了叛乱的主要力量。总之，安史之乱不是杨贵妃造成的，甚至不是玄宗造成的，而是募兵制的不完善造成的。

　　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玄宗仓皇出逃，在逃至马嵬驿时，禁军主管陈玄礼及其手下士兵哗变，以杨氏兄妹误国为名，要求玄宗诛杀杨国忠并赐死杨贵妃。一代美人，最终在众意的压迫下香消玉殒。历史学者黄永年认为，导演了马嵬兵变的幕后主使乃是宦官高力士。高力士因与杨国忠历来不合，故借此机会除去杨国忠，顺便杀死杨贵妃，而禁军主管陈玄礼只是高力士拉拢和控制的势力。也就是说，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的呼声，仅仅是政治倾轧中的噪音，不具备多少民意基础。相反，在生死之际，杨贵妃为君王摆脱困局而慷慨赴死，反而体现了顾全大局的胸襟。

　　貂蝉

　　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中，貂蝉是唯一一位无史料记载仅存在于小说戏剧中的人物。熟悉《三国演义》的朋友都知道，貂蝉最后的露面只在第十九回《下邳城曹操鏖兵，白门楼吕布殒命》中，吕布败亡之前，貂蝉劝诫吕布“将军与妾作主，勿轻身自出”。此后便如“貂蝉已随清风去”一般，再无下落。但民间却有不少传说，继续那一套“红颜祸水”的演义。比如昆曲《关公月下斩貂婵》中，吕布在白门楼被斩后，妻子貂蝉被张飞转送给关羽，但关羽拒绝接受这位被玷污过的女子，并害怕祸水降临到身上，于是夜里传唤貂蝉入帐，拔剑斩貂蝉于灯下。应该说，关羽在历史上的伟大形象，完全被这个故事“黑”了。他既然惧怕祸水，自己不染指便好，又何必向一个弱女子挥剑？而且关羽忘记了貂蝉的献身和牺牲，忘记了貂蝉在诛杀董卓行动中的伟大贡献，只盯住了红颜一点便大开杀戒，未免太冷酷了。

　　当然，民间对貂蝉的理解之同情也给予了貂蝉另外的结局，例如明代戏曲《关公与貂蝉》中，貂蝉向关羽陈诉内心的屈辱，并讲述了自己在王允的美人计中为汉室锄奸的经历，终于赢得了关羽的爱慕与景仰。但是关羽最终仍不为所动，貂蝉也只好以自刎来证明自身的高洁。这些都是悲剧性的结局，当然也有善终的，比如在一些戏曲中，貂蝉最终守节未嫁，终老山村，被后人追祀，或者出家为尼，寿终正寝。或许在那个时代，貂蝉这样的有政治担当却又为此“失节”的女性，最好的归宿仅仅身后之名而已吧。

　　西施

　　西施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的野史《越绝书》。西施在灭吴后追随越国的谋士范蠡隐居于五湖烟水之中，陶然忘世。据说后来范蠡还成为了富商，西施自然也成了老板娘。这是大团圆的结局。但古人似乎更欣赏“美的毁灭”这一模式。早在《墨子》一书中，便记载了西施被沉江的命运。

　　《墨子•亲士》篇说“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”西施之所以被沉江，是因为她的美。为什么因为美而沉江呢？墨子没有说。或许是因为被嫉妒，或许是因为被侮辱，但世间美好事物的命运，或许大抵如此。至于西施是如何沉江的，《吴越春秋》则给了更为详细的记录：“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而终。”也就是说，西施是被越国人放入盛酒的皮囊中沉入江底的，约等于蛮俗中的“浸猪笼”。至于越人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，《吴越春秋》也没有明说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是一个“鸟尽弓藏”的狠角色。他既然能命令功臣文种自裁，对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呢？当然，也有可能沉西施的只是越国人民，越国人民害怕越国重蹈“红颜祸水”的覆辙，于是狠下心来，玉石俱焚。

　　西施的结局，都说明了古人对“红颜祸水”的恐惧。其实对美的恐惧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凡和优秀的恐惧。西施除了貌美，其锐身赴难的高贵人格，为国捐“贞”的英雄精神，以及无所畏惧的仁者之勇，或许也是世人无法容纳的一个原因吧。

　　王昭君

　　《后汉书•南匈奴传》中记录说，呼韩邪单于来汉朝觐见，汉元帝命宫中候补宫女陪伴。呼韩邪单于看上了昭君，昭君“顾影徘徊，悚动左右”，汉元帝这才发现宫中有这么一位大美人自己却没有发现，但既然被友邻看上，便只能顺水人情，吃哑巴亏。其间根本没有毛延寿什么事。后来呼韩邪单于去世，新单于即位。新单于要按照匈奴习俗娶母亲昭君为妻，昭君无法忍受，写信给汉朝要求归汉，但汉成帝却不恤昭君的屈辱，要求昭君继续留在匈奴，做新单于的妃子。昭君只好顺从，委身于亲生儿子。

　　东汉文学家蔡邕的《琴操》一书则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版本：昭君入匈奴后，并不受呼韩邪单于的宠爱，昭君只能满腔悲愤诉诸琵琶，“分明怨恨曲中论”。呼韩邪单于死后，昭君的亲生儿子做了新单于。新单于要娶母亲昭君为妻，昭君无法接受这一乱伦之举，于是饮药自杀。应该说，《琴操》里的记录更符合国人对于昭君的期待和想象。当然，这也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无情、传统女性的悲惨。

　　昭君在匈奴是否快乐，这在后世文人当中也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。比如在王安石看来，汉朝辜负了昭君，所以昭君离开汉朝，投入异乡，就一定能获得“深恩”和“相知”(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贵在相知心)。这是一种很奇特的逻辑，王安石仅仅将昭君出塞视作一己境遇之“改善”，对昭君挺身而出，担荷国难的高风亮节视而不见。如果说昭君出塞之际也有一丝慰藉，那就是以一己微弱之力，换得了胡汉之和平。